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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姓名:马俊哲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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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证号:1440120121002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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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企业法律顾问——22年悲剧终于落幕 对张扣扣事件的探讨与深思

  2019年7月17日,张扣扣因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罪被执行死刑。张扣扣其母亲在22年前1996年)因宅基地纠纷问题,被王正军砸死,22年后,张扣扣杀死凶手(王正军)一家,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两天引发了大家的激烈讨论。张扣扣自评是有血性的男人。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大家各有各的评判,认同其行为的人:认为杀母之仇不共戴天,他的行为可以理解,既然法律不能给予公平,那就自己来报仇;反对者则认为,不论再怎么样,杀人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会伤及双方家属,遇事不能用杀人来解决。








对于这次的案件

无疑对双方家庭来说都是一种悲剧

然而此次案件存在一些疑问

尚需我们进行探讨与解读:


第一,为母报仇杀害三人潜逃后又自首,

终被执行死刑,判决是否过重?


  汉中市人民检察院当时发布张扣扣案公诉意见书,解答了这些问题:


    本案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的严重暴力犯罪。被告人张扣扣作案前几日便通过其家中窗户,观察分析被害人一家的活动情况。在掌握了被害人一家的进出活动规律之后,伺机作案。先后在集镇上购买了单刃刀、玩具手枪。考虑到被害人可能驾车躲避,又借用他人摩托车,从中抽出汽油做了多个燃烧瓶。同时还准备了用来伪装自己的口罩、长檐帽等物品,精心地进行犯罪准备工作。

 

    案发时正值2018年大年三十的中午,三民村村民祭祖返回之际,被告人张扣扣头戴黑色长檐帽子、面戴深色口罩、脖缠粉色T恤,突然窜入人群,手持事先准备的单刃尖刀,首先对毫无防备的王正军进行割喉、捅刺致其倒地;在众人惊慌逃散时追上王校军捅刺其胸部,并将其追至路边水沟中反复戳刺其要害部位,将其杀死后又迅速返回对王正军进行第二次捅刺;接着窜入王自新家院中,对王自新反复捅刺致其当场死亡。后返回自家,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及自制汽油燃烧瓶,到被害人王校军的小轿车停放处,对该车进行砍击、燃烧,并对前来阻止的村民持枪威胁。上述各细节过程均有多位证人予以证明。


    这表明,被告人张扣扣虽当庭认罪具有自首情节,但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又无悔罪表现,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应当依法予以严惩。



第二,揭示本案的犯罪根源

需要明辨96年案件的事实真相

 

    张扣扣案之所以受到媒体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正是因为该案件与1996年张母被杀害案件的关联性。22年前,张母被杀,由于杀人者未满十八岁,因此法院给出了七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并且赔偿9000多元,其父提刑事申诉最终被法院驳回。因此焦点问题就在于在量刑上。很多人认为,当年张母被杀,凶手只判了七年,现在张扣扣为何直接死刑?这样的判决公正吗?

 

        1996827日,张扣扣的母亲曾跟王家人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张扣扣母亲汪秀萍先向王富军脸上吐唾沫,引起争吵后又先持扁铁打伤王正军头面部并致其流血,王正军才临时起意从现场捡起木棒,向其头部击打一下,冲突中,张扣扣的母亲被王家人打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1996年125日,当地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正军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成立,但鉴于王正军在犯罪时尚未满十八周岁,且能坦白认罪,其父已代为支付死者巨额丧葬费用,加之被害人汪秀萍对引发本案在起因上有一定过错责任,应对被告人王正军从轻处罚。最终王正军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对于民事赔偿部分,法院认为,鉴于被告人王正军系在校学生,又未成年,且家庭经济困难,确实无力全额赔偿,故酌情予以赔偿。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正军的监护人王自新一次性偿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经济损失9639.3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被告人王正军未上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就赔偿部分也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就此发生法律效力。






  法律的判决已经生效,死刑也执行了,只是从这个结果看,有个疑问不吐不快

为何不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疾病鉴定?


    其他的诸如当年证人与王家有亲属关系,或者犯罪者其实是顶包等我们暂且不论,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这些已经无从查证,单说上面这点就着实令人费解。

 

        首先,法庭驳回精神病鉴定申请的理由并不充分。检察机关发布的公诉意见指出,不需要也不应当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张扣扣母系、父系亲属均能够证实张扣扣身体健康,无家族精神病史;张扣扣的入伍参军,无异常行为表现;作案前,张扣扣进行了周密策划;作案时,张扣扣为防止被认出,使用深色帽子、口罩、围巾精心伪装;作案后,张扣扣迅速逃离现场,为防止暴露行踪,特意不带手机;归案后,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逻辑正常。从判决结果看,法院对此是完全赞同的。但是,这些是不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充分理由吗?检察机关提出的理由中,家族无精神病史以及曾经入伍参军无异常的历史与其作案时是否存在精神疾病并无直接的逻辑关系;严格说来,其作案过程与言谈举止正常与否同样与是否存在精神疾病无关。控方当然可以认为上述事实是张扣扣不具有精神病的理由,但这与是否应当进行精神疾病鉴定是两个问题,不应该存在逻辑上的混淆和模糊。

 

    其次,张扣扣的过往经历存在着患上精神疾病的隐患。年幼时亲眼目睹母亲被杀害,初中毕业后即外出打工,期间曾因找工作被骗;03年服役两年后的张扣扣回乡,用曾经辛苦劳作积攒的钱款,两次帮助家里修建新房,但这与其想要有钱有车,能够自驾游的目标相去甚远;与他人合伙做生意,辗转于安徽、河南等地时,却又两次被传销所骗;后远赴阿根廷、斐济,在远洋货轮上打工,但工作环境艰苦、收入比预想要低,又与同事交恶等原因,于178月返乡;至案发前,其再未外出打工。在家期间,又因未成家、需要钱交电费、修房子等琐事与其父多次争吵。


 

    再次,是否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疾病鉴定,首先应该是一个程序问题。刑事诉讼的本质就是通过正当程序让正义不仅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且要求给予被告充分的辩护权利,精神病的抗辩当然包括在内。所以,既然案发后张扣扣是否存在精神疾病的疑问一直存在,而且一审程序中辩护人已经将这一问题明确提出,法庭自不应该驳回了之。

 

    最后,如果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疾病鉴定的话,无论结果如何,都比不做鉴定要好。因为鉴定无非两个结果,要么有精神疾病要么没有。如果具有精神疾病,则张扣扣就存在法定的从轻、减轻甚至不负刑事责任的情节,从而做到正确量刑,如此就能从源头上避免可能的冤假错案。如果经鉴定不具有精神疾病,那么也就对辩方的抗辩有了一个交代,并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的落实,如此罚当其罪,不仅依法惩治了犯罪,还彰显了程序正义。

 

        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及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对张扣扣申请进行精神病鉴定是企图通过精神鉴定来延缓或阻碍判决。这毫无根据,一是鉴定虽然需要时间,但显然不能以此阻断整个诉讼流程;另外,这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在诉讼过程中行使这一权利是法律明确赋予的,不需要任何企图。在辩方一再提出,且公众同样存疑的情况下,张扣扣是否具有精神疾病,已经属于该案定罪量刑的合理怀疑,应当通过鉴定程序给出明确的专业意见。

 

        在类似张扣扣这样杀死多人的恶性案件中,可以说目前似乎没有必须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统一标准,但类似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不鉴定为原则,鉴定为例外的惯例。这对依法保障被告应有的辩护权利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趋势。既然于法有据,并且无论鉴定结果如何都是有利无害的,在辩方一再申请的情况下,如果能获得一个积极的、良性的互动回应,相信这将是个案公正之外更有长远意义的法治收获。


  大众之所以同情他,主要是出于他母亲被杀对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影响,有的甚至是质疑当年其母亲被杀的案子没有得到公正对待,这其实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诉求。


  反思张扣扣案,他的“复仇”行为,往深层去思考,其实也是一种对公正的诉求,只不过是其诉求的方式做错了,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可以看出,司法公正何其重要!


  张扣扣一案,涉事的家庭,最后都没有一个是赢家。但愿人们能够从中受到教育,真正汲取教训,不再发生这些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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